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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城孝感乡”演化为历史记忆 修谱依据口述

时间:2016-12-11 00:23 浏览:

原标题:“麻城孝感乡”演化为历史记忆 修谱依据口述和文字记录
 


 

“麻城孝感乡之谜”系列报道
 

  “孝感乡”从存在于湖广历史上的一个真实地理单元,随着元明之际移民迁居四川,逐渐演变为一个人文地理概念,演化为一种移民历史记忆。“孝感乡”作为一种移民家族的历史记忆,主要是通过口述和文字两种形式传承后世的。
 

  修谱依据:口述和文字记录
 

  每次修谱的资料来源,都包括了记录人们口述资料的成分。即使根据祖先神主作为主要依据,祖先之间的关系,也需要依赖口述记录。更何况第一次修纂族谱的时候,必然是以口述资料作为主要依据的。
 

  各地修谱的经历虽然有差异,但对口述资料的依赖关系,应该是共通的,没有地域差别。在四川,我们所能见到的移民家族的族谱,大多也是这样构成的。
 

  当定居四川的移民家族,以族谱载体书写家族历史并保存相关移民历史时,他们用来建立家族世系和家族发展历史的史料依据,大体分为口述和文字两种。
 

  口述的,大多源于一代代传承下来的关于祖先来历与创业过程的口授与回忆;见诸于文字的,则又分为两类。
 

  一类是把前人的口述史料与回忆笔录为文字,这类文字从史料学上看,仅仅是间接史料,而非第一手的原始史料。
 

  真正称得上第一手原始史料的,是另一类文字,即包括记录在神主牌位、墓碑、宗祠上的文字,以及反映家族人口存亡的登记薄、反映家族分家的分关文书,以及其他土地房屋买卖关系的契约文书等。
 

  由于后者具有载录当时人、当时事的性质,是文字书写时代的证物,在今天看来,除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外,还具有相当的文物价值。
 

  需要指出的是,族谱虽然是文字成品,但它在变成文字前,也是在编修成谱时依赖口头史料整理成文字的。因此,各种形式的民间姓氏族谱,只不过是反映四川开基祖前的家族历史的口述资料集成罢了。
 

  口述资料在编修族谱中的价值和作用是重要的,经当事人回忆出来的人和事,尽管带有个人见解,却具有亲历亲见亲闻的特点,只要与当时的其他资料加以比照、印证和考订,仍不失为重要的史料来源。
 

  口述资料也是有明显局限的。主要表现在:一,依赖口头流传记忆的系谱,一般只能讲述几代先祖的谱系关系,更早的祖先谱系关系,往往是不清楚的。
 

  二,口述传统的记忆,一旦成为文字记录,后来的编撰者就总是企图把原来口述传统的痕迹抹掉。其中很重要的就是,把中断的世系接续起来,把缺失的祖先名讳补上。显然,这样的整理补充,大多带有后来编撰者的改写意图,很难保证不会失真。
 

  三,一些生动活泼的生活史资料,也因人为的加工,变为呆板的文字叙述,反而使不少有价值的生动资料流失。以至我们今天见到的一些移民族谱,编修者的文化水平越高,族谱的文字越精炼,文学修饰痕迹越重,其所保留的有价值的资料越少。
 

  修谱中出现编造附会现象
 

  为重构家族历史,需要族谱编修者处理好两个方面的关系:一是关于近世祖先的来历,迁徙和定居经过,以及家族盛衰的记事;二是关于近世祖与远世祖之间关系的追溯。
 

  比较起来,前者较易完成。这是因为,近世祖以来的历史,距族谱编修者的年代不远,依靠人们的回忆所及,能把历代祖先的事迹讲述出来,并以族谱中的传记、行状、墓志铭等形式的专文加以表现,有些则附在世系图表的个人生命资料中。
 

  至于后者,就比较难办了。由于远世祖距族谱编修者的年代久远,近世祖以远的祖先,不是依靠回忆所能查清的。将远代祖与近世祖系谱之间连接起来,只有通过编修者来编造。
 

  这项任务,主要是通过士大夫、文化人之手,以所谓的“考据订正”手段,重新进行“附会”嫁接来完成。
 

  明朝广东许多家族编修族谱时,把本地的口头传统和士大夫的书写传统糅合起来,通过附会远代祖先,把口传的祖先系谱与按照书写传统建立起来的系谱连接起来。为把家族的世系向前推衍,附会历史上的名人世族,重新编造出能把近世祖与远代世系连接起来的世系。
 

  这方面的记事内容,往往以族谱序跋的形式加以表现。这些族谱序跋,文字或长或短,或简或详,或真或伪,或出于口碑相传,或妄抄公私史籍,或为信史实录,或为荒诞不经。
 

  四川移民家族在编纂族谱时,情况与广东地区相类。所不同的是,在四川根据口头回忆所能追溯的远祖,其时代要比广东地区更迟一些。
 

  如果说,在广东,明朝后人最多能回忆到宋朝的祖先,那么,在四川,清代移民后裔们所能追溯的祖先,最远不会超过明代。
 

  据此可以判断,在四川,一般移民族谱所能追溯到的明朝以下的祖先事迹,应该说主要是通过口述回忆来建构的;而在明朝以前的祖先世系,应该说就属于编修者重新编造的。
 

  随着入川时间的推移,一方面,移民后裔对原祖籍地的记忆已渐趋模糊;另一方面,他们对原祖籍地的记述却反其道而渐趋具体而确切。
 

  这种矛盾表明,从明朝中晚期开始,特别是到了明朝晚期,移民对家世来源,即祖籍的记忆,已具有很大的传说色彩了。 (五)
 

  黄勇整理(本文根据国家社科基金课题项目《区域文化整合与共有精神家园建设研究——“麻城孝感乡”现象的历史解读与认同建构》的最终成果——陈世松等著的《大移民:“湖广填四川”故乡记忆》一书编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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