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在恩施】之二十五：武汉大学医学部

【抗战在恩施】之二十五：武汉大学医学部

    武汉大学医学部，是武汉大学六大学部之一，2008年8月由原湖北医科大学和旧武汉大学的药学院合并而成，其历史可以追溯到：1943年于恩施成立湖北医学院、1946年迁至武汉建校、中华人民共国成立后的稳定发展、更名湖北医科大学、并入武汉大学等各个时期。本文主要追述湖北医学院于恩施成立初期及迁校武汉的那段历史。

    抗日战争中，武汉被日军占领，湖北省政府于1938年10月迁至川鄂交界的山城恩施。其时，位于湖北的最高学府——武汉大学迁至四川乐山，第六区长官司令部长官司令兼湖北省政府主席陈诚，在恩施推行“新湖北建设计划”，决定在恩施成立一所综合性的最高学府——湖北大学，下设4个院，即工学院、农学院、教育学院和医学院。至1942年，农学院、教育学院已成立，工学院正在加紧筹备中，唯有医学院还没有动静，原因是缺少医学方面的人才。于是陈诚发话给省政府卫生处处长卢镜澄，要他多物色一些湖北籍医学人才，尽快把医学院办起来。

    卢镜澄为湖北宜都人，1921年宜昌彝陵中学毕业后入上海崇德医科大学，1929年自费赴德国留学，在柏林哥廷根大学医学院获博士学位。1933年回国任湖北省立医院内科、儿科主任，抗战时期任湖北省卫生处处长兼省立医院院长。他随即写信邀请曾同在德国留学的杨光第、朱裕璧等人到恩施筹建湖北医学院。
杨光第为湖北鄂州人。1928年毕业于国立武昌中山大学医科，1929年任汉口特别市第二诊治所主任。1931年赴德国考入佛莱堡大学病理学院继续深造。1935年毕业，被授予医学博士。回国后任国立河南大学医学院内科教授兼教务长。抗战开始，随汉阳兵工厂迁至湘西沅陵修配厂任主任医师。接卢镜澄信后，辗转来到恩施。

    朱裕璧与卢镜澄是宜都老乡，1926年毕业于上海同德医学院，1929年留学德国哥廷根大学医学院。1934年被授予德国医学博士学位，并被接纳为德国外科学会会员。同年，朱裕璧回到祖国。任广州中山大学医学院外科副教授。1936年任北京协和医学院外科研究员，1938年转至贵阳安顺军医大学工作，1941年再度回到中山大学医学院任外科教授。他早有建立湖北医学院的志向，接到卢镜澄的邀请信，信中称省主席陈诚、民政厅长朱怀冰等人对他非常器重，明确要求他负筹备之责，便很快辞去中山大学医学院的教职，携带家眷来到战时的湖北省会恩施。

    杨光第到恩施后，被安排为省立医院院长。朱裕璧到恩施后，被安排为医学院筹备处主任，具体负责医学院建设，杨光第协助。当时的建院条件非常差，要校舍无校舍，要经费无经费。几经努力，才接收恩施城东郊土桥坝沙湾一所高级护士职业学校为校址，而这所护士学校，也只有一间瓦房，几间草屋，连吃水的水井也没有。就是在这样简陋的条件下，于1942年秋开始招收60名学生，拉开了建院的序幕，并于1943年5月14日，正式宣告湖北医学院成立，将省立医院设为其教学医院，朱裕璧出任首任院长。

    为了解善办学条件，朱裕璧带领学生首先挖了两口水井，做起了美观的护栏和井台，井水经过沙石层过滤，清澈如镜，味道甘甜。为此，当时的省教育厅长张伯瑾还特地题赠了“双清”二宇，表示赞赏。其次，利用当地出产的山石，开成石条，按照中国古典建筑风格修了—些新校舍。还清整铺平出一大块空地当做操场，四周栽树，尽量美化环境。一次，继陈城之后当省主席的王东原到医学院视察后，曾称赞说，你们的学校办得很漂亮，像个高等学府的样子。

    由于经费困难，朱裕璧我只好把已不存在的高级护士职业学校的名额也往上报，侥幸获得批准，增加了经费。以后又陆续招进了几班本科生和几班专科生；又领到了几个班的经费，维持了学院工作的运转。

    师资问题也颇费周折，朱裕璧认为虽然医学院条件很差，但是还要尽可能开齐所有功课，让学生学到应该掌握的知识，不让学生们白白浪费几年好光阴；但要开齐几十门功课，必须想方设法去找老师。于是，聘请了省立医院一批优秀医生，如杨光第、何钦圣、刘克亮、董道蕴、胡金鑫和余传贤等；利用往日的关系，从中山大学医学院、贵阳军医大、江苏医学院和湖南师范学院延请了一批老师和学生；从恩施其他几所院校中聘请了几名教师，教基础课程。朱裕璧自己讲授德语和解剖学。解决了师资缺乏问题。为了解决教材教具，朱裕璧每年都要要跑一趟重庆，从英、美大使馆索取最新的教学参考资料，英国大使馆的李约瑟（国际著名的研究中国科技史的专家）送给朱裕璧一台显微镜，他连同从德国带回的一台一起捐给了学校。

    在学校管理上，朱裕璧沿用德国院校成规，制定了严格的校规和作息制度，学生一律过集体生活，睡高低床，床单被褥、生活教具放得整整齐齐，吃饭时围成一圈，不许端着碗东游西荡。在教学上，要求很严，随时抽查教学质量，对教课马虎的老师和学习不认真的学生提出严厉的批评，丝毫不讲情面。要求老师在生活上和学生打成一片。在院领导的督促和全院师生的共同努力下，校园内遵纪好学蔚然成风，从来没有学生因学习成绩差或调皮捣蛋受到处罚。

    当时，恩施流亡学生较多，生活极为艰苦，陈诚便命省教育厅实行所谓“奖学金”制度，但每人每月只有8元钱的伙食费，24斤粮食，不能彻底解决问题。朱裕璧看到医学院的一些学生，每日里只能吃酱菜咽饭，景况可怜，便和同学们商量后，对有家庭接济的学生少发或不发助学金，以调剂最困难的学生，同时大家各尽所能，将手头能集中起来的钱统一交给学校支配，学校再设法予以补助，学生伙食质量得到改善。

    1945年9月，抗战胜利后不久，朱裕璧随当时的湖北省主席王东原一行回到武汉，极力想为医学院迁到武汉找一个比较理想的校址，刚巧，有一位负责接收工作的官员是留德生，跟他拉上关系，他当即答应把日军在武昌的陆军医院及毗邻的江汉中学交朱裕璧接收。因这两个单位占地面积较大，尤其是陆军医院设备较齐全，做医学院条件非常合适。正在朱裕璧忙于具体接收事务时，意外的事发生了．原在重庆卫生训练所任所长的范乐成这时也到了武昌，他因原单位被解散，居家赋闲，便想乘机办一所陆军医院，通过军队系统很快拼凑了一套班子，强行驻进了陆军医院。朱裕璧闻讯后，当即拿着国民党行政院批复的文件去找武汉警备总司令郭忏评理。郭忏偏袒范乐成，把陆军医院和江汉中学断给了范乐成。

    医学院由随即恩施迁来武昌，老师与学生好几百人无处栖身，朱裕璧再去和郭忏交涉，希望他能有所动颜，结果仍然无效。这样一来，只得临时借古德寺(印度教庙宇)的空房开课。不久，医学院再改门庭，寄设于省立医院。以后经过许多周折，有关方面才同意把原两湖书院旧址的部分(地址在今武昌紫阳路)拨给了湖北医学院，虽然破败不堪，但好歹有了一个立身之地，浮动多时的人心，才渐渐稳定下来。这时，湖北省立医学院已改属省政府卫生处直辖，不再作为医学院的教学医院。因此，筹建一所附属医院便成为当务之急。房子和人员尚勉强能够解决，唯独医疗设备奇缺。这时，由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刚结束，美国政府将一批剩余军用物资廉价卖给国民党政府，其中包括整套的医院设备在内，x光机、救护车、全套手术器械、床单被褥，应有尽有。当时在汉的各医院都分得了一份，唯独湖北医学院入了另册。朱裕璧去找美国领事馆查询原因，美国人说这批物资如何分配他们不管，但事情还可补救，建议朱裕璧向教育部请领一笔经费，把校舍好好修整一下，然后再提物资的事。朱裕璧依照他们的意见，找到教育部次长杭立武批给了几千元钱，把学校修得有个医学院的模样。然后经过美国人出来讲话，价值250万美元的医用设备便拔了过来，不过，成套的设备早巳分配一空，只好临时拼凑，如没有救护车便改装了一台卡车等等，从而把湖北医学院的附属医院建了起来。

    湖北医学院成立于抗日战争的炮火硝烟中，在旧中国走的是一条坎坷不平的道路，直到新中国成立才走上稳定发展的康庄大道。1949年11月，湖北省立医学院更名湖北省医学院。1953年，学院由教育部主管改为卫生部主管，同年9月更名湖北医学院。1954年7月，学院从两湖书院旧址迁至武昌千家街。1957年8月，学院迁至武昌马王店、高家湾一带。1993年1月，学院更名为湖北医科大学（校名于1996年获得教育部批准）。2000年8月2日，学校与武汉大学、武汉水利电力大学、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合并组建新的武汉大学，并成为新成立的武汉大学医学部的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