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90年来，人民军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在襄阳这片红色的土地上，曾诞生过一支我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她创建的历史功绩，是襄阳革命斗争史上最辉煌的一页。本报推出由市党史和地方志办公室、市中共党史学会撰写的这篇纪念文章，以飨读者。
襄阳是一个具有光荣革命斗争历史的地区，自1925年6月鄂北地区第一个党小组成立后，各级党组织大力发展党员，至1928年8月，鄂北地区的党员已达5000多人，占当时全省党员总数的三分之一。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农民协会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襄阳是湖北农民运动开展较早也是较好的地区，部分地方还建立了农民武装，涌现出程克绳、董振等一批农民运动领袖。农民运动的迅速高涨，沉重地打击了长期欺压人民的反动势力，有力地促进了襄阳大革命运动的发展，为后来的鄂北农民起义和建立第一支我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奠定了基础。
一、襄阳第一支我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诞生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有力地冲击了几千年来的封建势力，尤其是农民运动的高涨，引起了封建军阀的恐惧和仇恨。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投机革命的鄂北军阀立即撕下伪装，迫不及待地乘机向人民反扑。4月15日，枣阳反动势力的代表被收编至国民革命军独立第九师任团长，开始大肆搜捕共产党员和革命团体负责人。4月26日，反动军阀张联升以“私自购买枪弹，扰乱地面”的罪名，将年仅24岁的中共襄阳县委农运部长、军运部长、县农协主席董振秘密逮捕，并枪杀于襄阳城西门外。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公开叛变革命，向中国共产党人举起了屠刀，张联升等部追随国民党反动派，对襄阳工农运动再次镇压，襄阳各地党组织被迫分散隐蔽，转入地下活动。
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镇压，共产党人并没有被吓倒，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了临时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利用共产党掌握和影响下的国民革命军在南昌举行起义，并指派周恩来为起义领导机关前敌委员会书记。8月1日凌晨，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等指挥各路起义军向驻守南昌的国民党军队发动进攻，经过4个多小时的激战，歼敌3000余人，缴获枪支5000余支、子弹100万余发、大炮数门，占领了南昌城。当天上午，在南昌举行了各党部代表联席会议，通过了《中央委员宣言》，成立了由宋庆龄、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等25人组成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通过了《八一起义宣言》等文件，提出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新旧军阀”“实行耕者有其田”等革命口号和政纲。同时对起义部队进行了整编。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秘密召开紧急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教训，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号召全党和人民群众继续战斗，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党最主要的任务。湖北省委根据新的革命形势，及时制定了鄂北（包括枣阳、襄阳、随县、宜城、钟祥、谷城、南漳、保康、光化、均县、房县、郧阳、郧西、竹山、竹溪）等全省7个暴动区起义计划。省委认为“鄂北环境”为全省最佳地区，8月中旬，中共中央派李富春和中央候补委员陆沉到襄阳，传达“八七”会议精神，领导鄂北秋收起义工作，并迅速在枣阳建立了中共鄂北区特别委员会。由于“八一”南昌起义的枪声，使国民党反动派提高了警惕，起义未能如期举行。8月下旬，中共中央又派中央委员、中央军委秘书长王一飞来到襄阳，成立了直属中央领导的鄂北区特别委员会。鄂北特委一面恢复和健全各地县委，一面进行起义的准备工作。9月初，枣阳成立了秋收起义指挥部（军事委员会），程克绳任总指挥。同时，襄阳等县也做好了秋收起义的准备工作。9月上旬，中共枣阳县委书记兼军事委员会总指挥程克绳等人，领导枣西程坡、马岗、蔡阳铺、七方岗等地农民，联合襄阳北部的程家河、双沟、张集农民武装万余人，一举拿下了枣西隆兴寺区署和团防局，拉开了鄂北秋收起义的序幕。两天后，又攻打了沈家大屋，捣毁了琚湾团防局。随即，在翟家古城成立了鄂北第一个农民政权——枣阳县革命委员会，程克绳任主任。10月上旬，枣南、枣北等地农民武装在共产党的率领下也取得了节节胜利。随着起义的胜利，农民武装力量也逐步壮大，中共枣阳县委及时组建了枣阳县赤卫队，经过发展又扩编为枣阳县农民赤卫总队，拥有250多人、100余支枪，初步形成了以翟家古城为中心的红色武装割据局面。
鄂北秋收起义的烽火，使党组织领导的工农革命武装受到了锻炼，并进一步发展壮大起来。1927年12月，根据湖北省委的指示精神，鄂北特委将枣阳农民赤卫总队改编为工农革命军鄂北总队，程克绳任总队长，余世颂任党代表，下设3个中队和一个手枪队，总部设在枣西翟家古城，直属鄂北特委领导。随后，各县相继举行了年关起义，工农武装割据的局面逐步扩大，并诞生了苏维埃政权，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沉重地打击了襄阳地区的反动势力，唤醒了劳苦大众的阶级觉悟，并积累了一定的武装斗争经验。
1930年2月，中共湖北省委派遣聂鸿钧等人来到鄂北，3月9日在光化北乡召开了中共鄂北四县临时特委会，决定撤销四县临时特委会，重建鄂北特委。4月，根据党的“六大”精神积极筹建革命武装，鄂北特委将枣西、襄东的小股农民武装集中起来，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五总队部，张履中任总队长，下设三个中队，有枪40余支，在枣西、襄东一带开展小规模的游击斗争。
党的“六大”以后，全国的革命形势发生了可喜变化，各地革命根据地的形成，极大地鼓舞了鄂北的党组织，转移到外地的共产党员陆续返回襄阳，革命力量进一步壮大。
1930年4月，杨秀阡受中共鄂北特委派遣回到枣西，会同枣阳县委组建了鄂北红军游击队第十三大队，积极为发起武装暴动作准备。5月13日，杨秀阡等率领红军游击队第十三大队在百余名农民武装的配合下，一举攻占蔡阳铺团防局，缴获长短枪110多支、子弹万余发。随后，鄂北红军游击队整编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九军第五总队，杨秀阡任总队长，余益庵任党代表，下设3个大队和1个手枪队，有160多人。接着，在万余名群众的配合下，又乘胜攻下翟家古城和琚湾两个团防局，取得“日下三城”的战绩。蔡阳铺起义的胜利，标志着鄂北土地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沉重地打击了鄂北的反动势力，鼓舞了鄂北人民的革命热情，开创了鄂北土地革命的新局面。
5月16日，刚刚组建起来的红军第九军第五总队，在杨秀阡的率领下，又乘胜再克襄阳县黄龙垱，毙敌50余人，缴获枪支20余支，放出被监禁的农民50余人，大批农民参加红军，但杨秀阡牺牲，这是鄂北革命的巨大损失。黄龙垱战斗胜利后，红军迅速发展到400多人，有长短枪300余支。17日，部队在黄龙垱的朱岗再次整编，由副总队长谢耀武继任总队长，余益庵任党代表。5月23日，中央军委长江办事处在上海制订工作计划，要求“召集群众大会，鼓动成千成万的群众，扩大红军，拥护红军，加入红军”，在8月1日前，将长江军区的红军扩大到20万人。其中，在鄂北、鄂中地区成立红军第九军，分配发展指标13000人。6月初，中共鄂北特委派张香山到红军第五总队，以加强红军的领导力量，计划将襄枣宜边界地区连成片，开辟红色根据地。并派高如松、赵瑛等人赴宜东、王集等地，组织发展武装，积极准备武装暴动。6月20日，中央将《中央军委长江办事处工作计划》转交长江办事处，决定在鄂中、鄂北建立红九军，尤其是鄂北的游击队，即刻编入红军。6月21日，中国红军鄂北第五总队在宜东地下党组织的配合下，攻克宜东胡营和王集等地，缴获枪支近40支，并活捉胡营反动武装头子胡子请、胡正台等人，使第五总队力量进一步壮大。
1930年6月25日，中共鄂北特委根据中共中央军委长江办事处的指示，于襄东黄龙陶山庙将中国红军鄂北第五总队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九军第二十六师，张香山任师长，谢耀武任副师长，余益庵任党代表，下设4个总队、1个警卫队和1个手枪队。
红九军第二十六师，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鄂北诞生的第一支也是唯一一支正规的人民军队。她的建立，是鄂北工农革命武装不断发展壮大的重要标志。
二、坚持对敌斗争与开辟襄枣宜根据地
1930年6月26日，刚刚组建的红九军第二十六师一部在谢耀武的率领下进驻枣阳翟家古城。次日，枣阳反共头子、保卫团团总杜进德带领500余人纠合襄北、枣北的反动民团数千余人围攻翟家古城，企图将刚刚诞生的红二十六师扼杀在摇篮里。红二十六师在周围革命群众的支持配合下，奋起反击，激战3小时，打退杜进德的第一次进攻，士气大振。杜进德不甘心失败，7月中旬，再次集合1000多人，向翟家古城发动第二次进攻。红二十六师在广大群众配合下，兵分两路夹击敌人，在隆兴寺黄土岗歼敌150余人，余部仓皇逃窜。杜进德再也不敢轻举妄动，红二十六师旗开得胜。
1930年7月底，红二十六师在黄龙垱赵家寨对部队进行整编，将原来的5个总队编成4个团，团以下设营、连、排、班，手枪队继续保留，整编后的红二十六师部队战斗力大大增强。7月27日，红二十六师在张香山、余益庵的率领下，来到宜（城）钟（祥）边界，首先攻打宜城的板桥店团防局，红军和当地的农民赤卫队配合，并与打入团防局的内应取得联系，然后里应外合，一举歼灭板桥店团防局，缴获长短枪12支。附近田家集的土豪劣绅闻讯纷纷外逃，田家集不战而得。8月3日，红二十六师攻打长寿店团防局，缴枪10余支。长寿店团防局一班班长张顺楚闻红军军威阵前率全班起义，并杀死团总朱茂山，投奔红军，后被任命为钟北赤卫队副队长。红二十六师又乘胜前进，打垮了敌人在钟北的最大据点洋梓镇团防局。9月，红二十六师再次南下，攻克钟祥县的丰乐河团防局，缴枪46支。
仅1930年7月至9月，这支诞生不久的人民军队在枣、襄、随、宜、钟等地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支持配合下，共进行大小战斗40余次，歼敌1300多人，缴获各种枪支320多支，使枣西南、襄东南、宜东北等地连成一片。此时，以枣阳翟家古城为中心，东起枣阳兴隆（包括随县边界大部分地区），西至襄阳东津，南到宜城板桥岗，北达襄阳滚河张集，面积2700多平方公里的大片土地均被人民革命武装所控制，并先后建立了枣阳、襄阳两个县级苏维埃政府和一批基层苏维埃政权。到10月初，红色区域内的红军和赤卫队，武装齐全的达数万人，有组织的群众达30万人以上。至此，襄枣宜根据地基本形成。
1930年10月初，遵照中共中央指示，鄂北特委和南阳中心县委在邓县白落堰召开联系会议，正式成立中共鄂豫边区特委，并对红二十六师领导成员进行了调整。同时成立了鄂豫边区革命委员会，代行苏维埃政府职责，由程克绳任主席。中共鄂豫边区特委决定进一步发展党的基层组织，集中红军主力北上豫南，攻打唐（河）泌（阳）桐（柏）三县，开辟豫南新的根据地，和襄枣宜根据地连成一片。并将红军发展成“万人之师”，进而向北威逼郑州，向南进军武汉。为此，中共鄂豫边区特委决定先攻打唐河，再打泌阳，然后回师桐柏。1930年11月22日，红二十六师及赤卫队共计1000余人，在枣阳琚湾以北的郑岗召开攻打唐河的誓师大会，并于当晚出发。沿途消灭了枣北草店、太平店、黄蛮子营等地的团防局，活捉团总刘五赖。11月29日晚，红二十六师兵临唐河城下，城内共有守敌500余人，入夜，红军兵分两路，在唐河地下党组织的配合下，分别从城东和城东南角攻入城内，敌军大部分缴械投降，敌县长从北门逃窜，30日凌晨攻克唐河县城。此战缴枪300多支、战马60多匹及其他战利品，并打开监狱，释放“囚犯”。12月1日，在原国民党县衙大院召开群众大会，宣布唐河县苏维埃政府成立，并宣布废除一切苛捐杂税，还当场烧毁了“人丁田赋册子”。红二十六师攻占唐河县城的空前大捷和唐河县苏维埃政府的成立，充分显示了红军的伟大力量，极大地震慑了豫南、鄂北的反动势力，给鄂豫边区党组织和广大人民群众以极大的鼓舞，在豫南、鄂北一带产生了十分深远的政治影响。
襄阳地区武装斗争的胜利和各地苏维埃政权的建立，特别是红二十六师占领唐河县城的壮举，震惊了豫南、鄂北的反动派。12月，蒋介石发动对江西中央苏区红军第一次围剿的同时，国民党驻襄阳第五十一师范石生部和驻枣阳的第四十八师也开始策划对襄枣宜根据地的军事围剿，企图一举歼灭红二十六师，摧毁襄枣宜根据地。
1931年1月，敌人对襄枣宜根据地发动第一次围剿。敌四十八师、五十一师的14个团共1.7万人，并动员一批地方反动武装，兵分两路从枣阳、襄阳对根据地进行夹击。由于敌强我弱，红二十六师蒙受重大损失，第一次反“围剿”失利。3月上旬，红二十六师在枣阳琚湾与敌五十一师三O二团、辎重营发生激战，参谋长何尚志牺牲；3月中旬，红二十六师向南转移，在田集遭遇敌五十一师阻击，折向西行。在枣阳梁集彭冲与敌四十八师发生遭遇战，师长赵倜身先士卒，部队与敌激战4个多小时，致敌以重大伤亡，俘虏敌50余人。但赵倜负伤牺牲，此后，由程克绳接任师长。3月下旬，为摆脱被敌人包围的险恶处境，红二十六师决定打到敌人的外围。在程克绳的率领下，西渡襄河，向荆门逼近。但在南漳转湾头，遭到反动红枪会千余人的阻挡。红军将其击溃后，再进至荆门刘猴集（现属于宜城辖区），遭到当地反动民团和敌五十一师的前堵后追，部队伤亡严重，后在纸坊头集合，返回苏区。
1931年4月上旬，红二十六师在宜城东鸡鸣山与敌五十一师发生战斗，红军北上欲返回枣西，因苏区主要据点被敌军占领，遂进至随西南茅茨畈，在柳林店与敌发生恶战，又转移京山宋河一带打游击。4月下旬返回苏区，被敌五十一师紧紧咬住。26日上午，敌五十一师、四十八师以及枣阳民团都赶到并包围了红二十六师驻地官庄，经激战，红军从西门突围时被打散，副师长谢耀武牺牲，师部在七方集合时不足200人。此时，程克绳决定将部队暂时分散，插枪隐蔽，等待时机再起。
1931年5月，由于贺龙的红三军转战到鄂西北地区后吸引了围剿襄枣宜根据地的敌人主要兵力，使根据地压力减轻。中共鄂豫边特委抓住这一时机，决定迅速恢复襄枣宜根据地，并派特委常委宋良猷等来到根据地。宋良猷、程克绳等召集失散、隐蔽的红军战士以及赤卫队员500多人，在襄阳陶山庙整编并恢复了红二十六师建制，李仲贤代理师长（不久后由余益痷代理师长）。6月，襄枣宜边地区初步恢复后，红二十六师向南挺进，打击钟北之敌。这时，枣阳反动民团头子高仲轩趁红二十六师开赴钟北之机，急忙纠集千余人的反动武装向枣西进攻，余益痷、张慕骞闻讯，火速回师枣阳，将敌人击溃，缴枪40多支和战马多匹，根据地趋于稳定。9月上旬，留守洪湖的红三军第九师在万涛、段德昌的率领下为接应红三军第七师、第八师回洪湖，来到鄂北苏区，在田集与红二十六师会师。9月14日，红九师协助红二十六师攻打枣南吴家冲，因该地大土豪吴杰三长期经营，寨堡坚固，经7个昼夜才拿下寨堡，除吴杰三挖地道逃跑外，余敌皆降。红三军九师在鄂北苏区期间，抽调一批政工干部充实红二十六师政工队伍，红二十六师制定了《军事问题决议案》，并吸取红三军治军方法，进行军队的政治化和民主化建设，发展军队中的党组织，严肃军纪、纯洁组织，使红二十六师的军事建设有了较大发展。
1931年10月，红二十六师攻克了襄阳北部重镇张集，收缴大批棉花、布匹、粮食、药品和军用物资。同时，还缴获一大批枪支弹药和修理制造枪炮的机械设备。利用这些物资，鄂豫边革命委员会办起了枪炮厂和红军被服厂。
至此，襄枣宜根据地进入鼎盛时期。
红二十六师在反“围剿”战斗中，多次与国民党第五十一师发生遭遇战，部队伤亡惨重。为了便于军事上的统一指挥，1932年2月22日，鄂豫边临时省委连夜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正式成立红九军总指挥部，将红二十六师改编为红九军第一路游击军。
三、在党的领导下建立基层政权开展土地革命
“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红二十六师自1930年6月25日成立至1932年2月22日改编为红九军第一路游击军，虽然不到两年的时间，但自从诞生之日起，这支人民武装在党的领导下始终同广大人民群众紧密团结在一起，依靠人民群众开展武装斗争，把劳苦大众的翻身解放摆在第一位。先后有一位师长、一位副师长和一位参谋长在作战中牺牲，数以千计的官兵为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成就了襄枣宜根据地党的建设和各项事业的发展。
建立和健全党的组织，壮大党员队伍，是搞好党组织自身建设的基础。自从鄂北临时分特委成立后，根据地党组织建设进入大发展时期，仅两个月时间就发展党员数千人，根据地党员总数达到1万余人，并建立了1个县委、6个独立区委和100多个党支部。
1930年6月至7月，枣阳、襄阳两个县相继成立苏维埃政权，设立有军事、土地、裁判、粮食、经济、文化、宣传7个科和交通队、赤卫队、看守队。随着红军南征的胜利，宜东、随枣边区的区、乡苏维埃也相继建立。尤其是鄂豫边区革命委员会的诞生，标志着襄枣宜根据地正式形成。边区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在根据地内全面进行基层政权建设，到1932年春，除建立枣阳、襄阳两个县级苏维埃政权外，还建立了宜东、襄南、枣南、钟北4个独立区苏维埃和104个乡苏维埃，每个乡苏维埃管辖800户至1500户。在各级苏维埃政权的领导下，根据地的社会变革和各项建设事业开展得轰轰烈烈。
随着根据地的形成和发展，共青团、工会、贫农团、少年先锋队、妇女协会、童子团等群众团体也相继建立。到1931年底，根据地的各种群众组织发展到5.4万人，成为党和政府联系广大群众的重要桥梁和纽带，他们在支援红军作战、保卫苏维埃政权、推进社会变革等方面都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鄂北特委领导襄阳地方党组织，在根据地开展了一场群众性的反封建革命运动——土地革命，摧毁了几千年来封建主义赖以生存的土地所有制，使世世代代受压迫、受剥削的贫苦农民获得了翻身解放，成了农村的主人，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土地。土地革命极大地调动了根据地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根据地农业生产的发展，改善了群众生活。同时，劳苦大众感受到共产党和红军是真正为他们谋福利，从而激发了广大群众的革命热情，他们踊跃参军参战，在根据地，赤卫队人数最多的时候达到七八万人，他们坚持开展对敌斗争，保卫红色的苏维埃政权。
在大力发展生产、开展经济建设的同时，鄂北特委领导襄阳地方党组织还广泛开展社会教育，宣传革命思想，培养了一大批的革命和建设人才。在边区文化委员会的领导下，根据地先后在襄阳、枣阳、宜城等地创办免费入学的列宁小学63所，培养学生2100多人；各级文化宣传部门发动和组织群众，密切配合党的中心工作，采用集会演讲、搭台演戏、教唱革命歌曲、书写标语口号、举行图片展览、编印报纸等多种形式，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宣传活动，根据地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繁荣景象。各项文化活动的开展，起到了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作用。
红二十六师开创的襄枣宜根据地不仅在襄阳革命斗争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在中国土地革命斗争史上也具有较大影响。1931年，中国人权运动先驱、著名的国民党“左派”人士杨杏佛在其所著的《中国共产党现状》一文中，将红二十六师开辟的襄枣宜根据地列为当时全国八大根据地之一，规模占据第三位，由此可见襄枣宜根据地在当时的影响和地位。红二十六师的创建和她开辟的襄枣宜根据地，是襄阳革命斗争史上最辉煌的一页，她的历史功绩将永远铭记在襄阳人民心中，并将鼓舞襄阳人民为建设美好家园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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